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企业的沦落，很多所谓的商业精英和学者都片面的归结到制度的原因，这固然或许有一些道理，但细细推究，由于丧失诚信和没有企业伦理而倒掉的企业与制度有何关系，就是在没落和腐朽的封建社会也没有丧失诚信，也有戒欺的企业伦理精神，翻阅近代管理史，人们更多的是在谈西方的管理科学和日式管理科学，由于中国的积贫积弱，连像样的企业都没有，更谈不上管理科学了，只是到了现在，由于中国的崛起，才造就了一些谈不上有世界品牌的企业，由于管理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中国的企业家们于是加入了学习企业管理的队伍中来，但他们并不知道该学什么，什么才是管理自己企业的灵丹妙药，于是一大堆管理大师的著作摆在了书架上，无论谈话和论坛，都是什么德鲁克、彼得、泰勒、法约尔、松下幸之助等等的西方和日本的管理理论。但真正用于企业管理的实践并不得知，我们的商业祖先范蠡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三次将财富散还于民，用信义当上了文财神，这与制度有关吗？显然关系不是很大。

我们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和摈弃其实是对我们企业家伤害最大的事情，我们的企业家在没有祖宗传承的做人做事的古训和哲学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他们没有自觉的形成一整共同的价值观体系，没有一个清晰明朗的哲学信念，所以每个人就是一个信仰个体，每个人都认为是自己神，中国的管理思想也是如此，企业家看似很虔诚的去学习管理科学和别人的管理经验，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在他们内心深处其实还是自以为是，所以在中国很难出现管理大师，所谓的管理大师也是做企业还可以并且有一定管理理论研究的企业家们，我们在研究国外的管理思想时，无论是西方的还是日式的，其实他的理论来源都是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的哲学思想是世界管理学的源头活水。

无论是德鲁克的任务、责任、实践的管理理论，还是波特的差异竞争论，还是哈默尔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明茨伯格的战略和经理人角色及科特的领导与变革，归根到底这只不过是一些管理的方法和手段而已，这些手段和方法，其实在浩淼的中国传统哲学中都能找到与他们几乎一致的管理理论。（更多有关爱维龙媒董事长段俊平先生中国化管理相关观点可以参见《韩非子论授权的管理智慧》）

西方管理学家所论述的管理的实质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哲学讲的“内圣外王”的哲学之道。管理对于人而言无外乎就是：“管好自己和管好别人”，对于企业这个组织而言就是“能形成产业，对外成王称霸，成为某一领域的引领者”，也就是要做到“内圣”和“外王”。西方用了一大堆词语解释什么是管理，可我们的老祖宗就用四个字就把管理解释清楚了，这四个字就是“修己”和“安人”。西方管理学者用一大堆词汇来论述企业愿景，其实我们的古人也用四个字把它说的很清楚，这四个字就是“内圣”和“外王”。想一想，做企业能达到内圣外王这个愿景，这个企业肯定是一个伟大的公司。而西方管理学者论述的实现管理过程的各种理论。其实一部四书里的《大学》就已概括了他们的全部。实现”内圣”和“外王”的管理最终目标，西方管理大师认为要定战略，清晰任务，明确责任，重视实践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其实我们的古圣先贤在《大学》里论述的更加具体和详细，《大学》把如何实现“内圣外王”明确的提出了“三要素”、和“八个纲领”。《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